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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my

November 18

学生分不清“抄袭”和“借鉴”

英语新闻课上布置下“倒三角”练习作业。要求他们写5段,按照上课讲的格式写。
很快有学生交上完美作业,语法无一漏洞,叙述滴水不漏,我google了一下,发现作业大段大段来自网上,甚至有人从《纽约时报》上抄。
WTF!这种英语我都写不出来,你能写出来?我能信吗?
你会google,我不会google吗?到底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?
有人抄了篇体育新闻,那个英语好的啊,就算你是native speaker,不是sports-beat的记者是绝对写不出来的。
我除了瞠目结舌之外只能结舌瞠目了。
我于是回信说,“可以告诉我哪一段是你自己写的吗”?
很快有学生振振有词回:我只是“借鉴”了一下啊,网上这篇太完美了,所以我忍不住“借鉴”了一下。
天哪,读到大二了,分不清楚“借鉴”和“抄袭”吗?
于是我让班长通知,所有抄袭的作业,自己重新交一份上来,否则本门课全部当不及格处理。
于是有学生立即写来诚恳的认错信,表示自己认识到了严重错误,再也不犯了。
真的认识到错了吗?不知道。
不过既然没人教你们什么是抄袭,就我来吧。
下节课的主题就是:抄袭和借鉴
November 17

看四季轮回可以是一种职业吗?

(学生让我给院刊写篇文章,于是我就写了这篇鼓励同学们多做点不务正业的事情的文)

 

看四季轮回难道不能是一种职业吗?这是隐居山林的美国散文家、自然主义者梭罗当时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。家李银河后来在她的一本小书《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》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,她问自己说,我爱看四季轮回,看四季轮回为什么不能是一种职业呢?

 

教书时间不长,最常被同学问的就是,“老师,我们毕业后该干什么呢?”,“我们职业规划该怎么进行呢?”, “老师,我想当会计师,学这些新闻的东西有什么用呢?”“老师,我们学媒体管理,毕业后真的有媒体给我们管吗”?

 

每当这时,我脑海中总是会出现梭罗的这个问题。我总是有一种冲动想要问大家:看四季轮回可以是一种职业吗?

 

“当然不能了”!我想会立即会有同学站出来,“看四季轮回能赚到钱吗?不能赚到钱的怎么能叫职业?最多也就叫爱好吧?”

 

“那也能叫职业?”可能会有同学告诉我,“医生、律师、会计师才叫职业,看四季轮回这种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技能、小学毕业生都能干的事情绝对不能叫职业”。

 

在一片否认声中,也许会有一个学生怯怯地起来,说,“我不同意,我认为看四季轮是一种职业,只要它能给我带来快乐,只要它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”。

 

我更希望会有同学在这场讨论后,会兴奋地跑过来跟我说,“老师,我终于知道我的职业是什么了!我就要去当个看四季轮回的人!”

 

我知道,这只是我的痴人说梦而已。现实生活中,有几个人能去靠数星星看月亮养家糊口呢?

 

工作、考研、就业、成功,这些个模糊又具体,遥远又近在咫尺的目标像个个无形紧箍咒一样套在我们的头顶上,它们直接决定着我们会不会翘今天的这节课,我们周末是要去看电影还是要在宿舍背英语单词,它影响着我们暑假是要去上考试培训班还是要回家睡大觉,它让所有的课程在我们的眼中简化成两种:“有用”的或“没用”的,我们再没有时间排练话剧,我们再没有时间看言情小说,我们再没有时间在校园闲逛看电影或谈几场无聊的恋爱----

 

那么,现实点。不要去看四季轮回了,找点真实的目标吧。听说你毕业后想去投行?为什么呢?是你喜欢那样每天工作到深夜的生活方式吗?

 

你说,“当然不是,但投行的人都好有钱哦,听说上班第一天公司就给每个人发一个黑莓,每年还组织出国旅游,当然是公司全买单”。你的眼中充满向往和希望,这让想泼点冷水的我有点于心不忍,话到嘴边忍不住又咽了回去。

 

 

大学四年应该如何度过?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?我应该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吗?还是应该去做能让我“成功”、让我父母自豪的事情?我应该去学吉他还是学剑桥商务英语呢?我该出国吗?我该考研吗?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怎么办?

 

为什么没有一门课教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呢?

 

没有。不但没有,这些不是我们在学校这四年才会碰到的烦恼,它们会在漫长又短暂的一生中反复无常地来骚扰我们。

 

多年后,当有一天,当我们不再为生计而发愁,当我们已经成家立业,温饱无忧时,有天我们醒来时突然发现,原来没日没夜地陪领导打麻将喝酒不是我想做的事啊,这怎么就成了我的职业了呢?当我们发现每个周末都要在公司加班到深夜、一周要飞三次上海、两次广州的生活已经让我们的身体不堪重负、闷闷不乐,甚至随时想要把公司发的昂贵黑莓手机给砸掉。

 

那时候,你将不得不问自己的问题将是,“到底什么才是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呢”?

 

也许是在家种点花花草草,写几个毛笔字,也许是当一个快乐的小白领,也许就是成为专业的会计师,也许是当动物园的熊管理员,也许是教小朋友们跳芭蕾舞,也许是给这个城市设计出最美丽的公园,也许是当个纹身师……我们恍然大悟,原来这才是我想做的事啊!

 

那时候,你将会问自己,“为什么我以前没想过呢”?这样的关系到我一辈子幸福的事情为什么都没想过呢?”

 

所以,不如我们现在就想一想吧。想不清楚也没有关系。有什么关系?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搞清楚自己想干些什么呢,而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,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啊!

 

思考时,我们不妨放慢脚步,在校园里偷偷看一下四季的轮回,听听脚步踩在落叶上的声音, 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情,参加些快乐的小活动。也许,答案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。(完)

October 28

中国的农民是全球变暖最大受害者

转自《财经》 

甘肃应对“气候贫困”

  2009年七八月间,连续几场冰雹袭击了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若笠乡升阳村。栗子般大小的冰雹,把当地最主要的秋粮作物玉米,瞬间打得颗粒无收。

  在这个位于黄土高原西北边缘的村庄,村长刘百平叹息着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如此频繁、高强度的冰雹,以前即使有,颗粒也很小,对农作物不会造成太大的破坏。

  他不明白:天怎么突然就变了?往年干旱的阴霾仍然挥之不去,为何冰雹又使得脆弱的村庄雪上加霜?

 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张称意博士在接受《财经》记者采访时解释说,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,中国西北地区的干旱局面不仅难以从根本性上得到改善,而且出现极端性气候的可能性也将增加,比如特大旱灾以及罕见冰雹灾害等。

干旱如影随形

  在升阳村,村长刘百平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升阳村一度有超过250户人家、1600人,现在只剩下121户、600人。全村的行政架构,也从原来的七个社缩编为六个。

  是什么导致这个村庄不断被遗弃?答案只有一个:干旱,以及如影随形的贫困。

  在刘百平的记忆中,仅仅十年前,当地的降水往往还能从5月持续到10月,湿土深度最深可达1米左右,玉米和小麦亩产分别有1200斤和150斤 上下;现在,一直到8月,才能迎来有效降水。此时很多庄稼已经错过了最佳生长期,玉米的亩产只有500斤到600斤,小麦亩产也下降到了40斤到50斤。

  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也验证了这一趋势。以若笠乡为例,统计显示,2003年降雨量还有180毫米,到2006年已下降到不足140毫米。尤其是2007年1月至5月间(农作物生长期),降水量更是不足30毫米,导致近10万亩农作物几乎绝收。

  靖远县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何爱征,更是以“十年九旱”来概括当地自2000年以来的天气状况。

  在甘肃定西市香泉镇中庄村,干旱同样肆无忌惮。23岁的驻村镇干部喇玉虎对《财经》记者说,今年当地的旱情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,“从去年10月到今年7月,都没下过像样的雨。”

  让这个年轻的回族小伙子印象深刻的,还有暖冬:传统上属于甘肃阴凉地区的定西,现在很多地方冬天已经不需要穿厚衣服;而随着气温的升高,水分的蒸发也会增加,使得干旱进一步加剧。

  平凉市崆峒区西阳回族乡乡长冶万升对此也深有感触。他对《财经》记者回忆说,以前每年冬天,当地都会下三至四场大雪。有时大雪后连窑洞的门都打不开。但这几年雪越来越少,去年冬天基本没有下雪,“飘过几片,地还没有打湿就停了。”

  由于无力支付打深水井的费用,大部分村民仍靠地沟水生活。天一旱,地沟水难以为继,人们不得不步行十几公里去拉水,一个来回往往要一个半小时。这不仅是一项重体力活,也充满着危险,在深沟中被摔死、摔伤的情况并不罕见。

  在整个靖远县的耕地中,目前只在黄河沿岸有水浇地,仅占全县可耕地面积的41%。像升阳村所在的若笠乡等大部分地区,只有靠天吃饭。一遇到连年干旱,往往连温饱都难以维持。一份调查显示,2008年1月,整个若笠乡六成的农户只能靠救济粮生活,返贫率高达20%。

气候与贫困

  全球变暖对于中国减少贫困人口带来的挑战,可能比人们预想的更加深远和复杂。

  长期以来,一提到气候变化的影响,人们更多会想到青藏高原。但在业内人士看来,甘肃这样的中国西北干旱地区对全球变暖的敏感程度,丝毫不亚于有“亚洲水塔”之称的世界屋脊。

  现有的气象观测数据显示,近50年来,甘肃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,其中兰州、武威、西峰等地偏高达3摄氏度以上,远远高于同期中国年平均地表气温增加1.1摄氏度的水平。

  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、绿色和平、乐施会(Oxfam)在今年6月联合发布的《气候变化与贫困》报告显示,气温升高所导致的蒸发量增加,进一步加重了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荒漠化程度。

  在西北地区,年降水量早已大大小于年蒸发量。以记者此次走访的平凉市崆峒区西阳回族乡为例,当地年平均降水量仅为400毫米,蒸发量却高达1700毫米。地表一片干涸,地下水水位也逐年下降。

  由西向东,从甘肃兰州到靖远、定西、平凉,给人们最为直观的印象,便是漫山遍野的土黄色,几乎难见一抹生命的绿色。沟壑纵横,土地荒瘠,寸草不生。偶见梯田或稀疏矮小的灌木,也只能将光秃秃的山坡装扮成一副“瘌头”模样。

  2009年4月,甘肃省在正式公布的《甘肃省应对气候变化方案》中承认,由于气候变化和不合理的人类活动,甘肃省已出现“冰川退缩,雪线上升, 蒸发量加剧,水资源减少,草原退化,荒漠化加剧,气象灾害频繁,传染病流行”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,并严重影响着当地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。

  其中,甘肃省草地退化率为45%,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草地的退化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88%,且还在呈扩大趋势。河西走廊过去丰沛的地下水资源,也比上世纪90年代减少了一半以上。

艰难适应

  作为农业大国,农业生产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。从短期看来,气候变化给粮食安全带来影响既有正面也有负面;但从长期来看,将以负面影响为主。

  随着降雨季节越来越推后和集中,当地农民传统的种植模式被逐渐颠覆。过去,升阳村秋粮的种植面积远远比不上夏粮。原因是过去夏季降水量丰富,村民们更乐于播种麦子和扁豆,而不是土豆和玉米。

  但随着全球变暖,该地区夏季和秋季的降水量均呈减少趋势,导致春播作物如小麦的播种期提前,但作物生长期相应缩短。村民们迫于无奈,只好加大秋粮种植的力度。

  此外,暖冬频频出现,以及降雪的减少,也适于病菌在冬季存活,开春后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频率较往年有所上升。这些都给当地农民提出了新的课题。

  2008年10月,绿色和平发布的《气候变化与中国粮食安全》曾预测,当全国平均温度升高2.5摄氏度至3摄氏度之后,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 ——水稻、小麦和玉米的产量将持续下滑。到2050年,温度升高、农业用水减少和耕地面积下降等因素,更会使中国粮食总生产水平下降最高达23%。

  该报告作者之一、辽宁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谢立勇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气候变化使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加大,稳定性降低。

  当气候变化成为无法避免的现实时,仅仅依靠农民自己被动“自救”,远远不够。早在2007年,中国政府就公布了《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》,要求各省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纳入各自的中长期发展规划。

  甘肃省也不例外,除了大力发展风电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,为应对干旱这一长期威胁,2007年5月,甘肃省政府投资1500多万元兴建的靖远曹若 人饮供水工程正式全线贯通。该工程引黄河为水源,通过净化处理、泵站提水、供水到靖远县各自然村和农户家中。同时,当地政府也开始通过禁止放牧的手段,来 促进山坡植被恢复。

  不过,《财经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该工程虽然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,但灌溉用水仍然只能靠天,干旱带来的贫困化问题,仍未得到彻底解决。而在禁止放牧后,村民家中的牲畜更少了食物来源,很难存活,加剧了贫困。

  为进一步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贫困化问题,在曹若人饮供水工程建成后,靖远县科协向非政府组织乐施会提交申请,建议共同开发以社区为本的生态扶贫项目。

  “希望能够通过生态改善与生计提高相结合的手段,降低项目村面对旱灾的脆弱性。”乐施会北京办事处气候变化项目官员李宁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

  2009年5月,这一适应项目正式启动,通过修保水梯田、推广草类抗旱新品种,村民们很快尝到了甜头。升阳村关羊圈社的村民曾善福告诉《财经》 记者,在2008年前,家里七口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靠外出打工和种地。后来,乐施会负责为每户提供两只母羊,以及可供播种5亩地的抗旱、易种植品种的苜 蓿籽,村民们于是通过种草养羊求生计。

  “种了苜蓿,羊的食物解决了。每只母羊每年产两胎,每胎两只,每只羊羔市价约300元。这样,一年养殖收入就有2000多元。”曾善福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

  在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中庄村,乐施会除了在荒坡种植沙棘,还帮助该村建造了100个太阳灶和50个沼气池,以解决垃圾处理和能源消费问题。

  在平凉市崆峒区西阳回族乡火连湾村,开办了深水层挖井、修建水窖等项目,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地的饮水问题。教育当地村民禁止砍伐树木和放牧,并推广铺地膜、种抗旱品种以及“坡改梯”生态恢复措施,也是乐施会重点着力的领域。

  据《财经》记者了解,在甘肃省的四个试点项目村,乐施会累计投入了近2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;加上当地政府的配套投入以及村民的劳动力投入,总投入达330万元。

  当然,要在整个甘肃复制并推广类似模式,所需投入无疑是庞大的。而政府的角色,也更加重要。

  靖远县科协副主席何爱征在接受《财经》记者时坦言,如果政府今后在推行类似项目时,从理念和手法上更多地借鉴非政府组织的做法,不再单纯地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,也许能收到更好的效果。

  政府的角色,不仅在更多的项目和资金注入上,更在整体宏观的科学认知、把握以及策略制定上。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张称意告诉《财 经》记者,目前对于甘肃这样的西北地区未来的气候趋势研究,还远没有青藏高原那么充分。只有充分地未雨绸缪,才有可能真正找到出路。■

October 26

土鳖教师才是弱势群体

这是我今天写给路透的博客,转发一下:

最近浙大海归涂博士因为自己在“学术界”受到的挫折疑因抑郁缠身,跳楼身亡的消息沸沸扬扬。据现有的报道称,本科毕业于清华的他从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,浙大给他的职位是 “师资博士后” (原来这也算个职位),薪水是每月4000人民币,交完房租后,每个月到手的钱是2000多元。据说涂博士的妻子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,辞去了在美国已经到手的教职,带着女儿一起归国,不料确是如此凄惨下场。

因为我也多少算个“海龟”,也是在高校教书,此事发生后,便不断有亲朋好友向我投来关切的目光,嘘寒问短两句,我想言下之意不过是,“想开点,千万别跳啊。”原来,这年头,海归也变成弱势群体了!

我是一个并未享受海归待遇的海归教师。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,我认为比海归老师更值得关注的,是那些每个月拿一两千块钱,在高校艰难求存的“土鳖教师”们,那些深陷“老体制”的年轻老师们,他们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。

拿我自己为例,目前我任教的这座西部211工程高校近年来也招了不少海归,而且是我市唯一两个实行“双轨制”的高校之一。所谓双轨制,就是说被录取的海归博士可以享受年薪20-30万,而非海归的教师则停留在所谓的“老体制”的薪酬系统。

我进校的时候虽然也是“海归”(美国硕士,有美国和国内工作经验),但非常不幸的是并没有“博士”学位,于是被划进了“老体制”的范围。至于我的工资,从一开始就被层层神秘的烟雾所笼罩。

记得我去学校人事部签合同的时候,愕然发现合同上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工资是多少(后来才知道,老体制的老师合同上都不会有薪水的)。人事部的老师司空见惯地说,“这没的说,你是老体制啊,那就按标准给呗,基本工资+岗位补贴”。

那是多少呢?现在我每个月到手的、税后的工资是1300元。没错吧?没错,就是这么少。这1300元包括800元的“基本工资”+500元的“岗位津贴”。这1300元/月,1万5600元/年的工资包含的工作量是每年上课300个学时,如果上不够,学校还要从里面扣钱。

基本工资似乎是没得商量,岗位津贴是怎么定的呢?据说是按照工作资历+职称,虽然我在海外国内都工作过,但海外的那部分因为不在“档案”里,所以不算。职称我就更没有了。所以顺利成章地,学校就给我定了个最低岗500元。

需要提的是,我的工资其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,我们学校很多初进校的年轻老师都拿着和我一样的工资。理科老师或许会好一些,有些项目啊赞助啊经费之类的其他收入,但也绝非容易的事。那文科老师怎么办呢?等着饿死吗?

我的父亲是成都市退休的中学教师,他的退休工资每个月也有3000多,外婆是退休小学教师,每个月工资也有3000多。根据成都市社保局的资料,成都市去年平均月工资是2058元,成都市的房价现在平均是6000元左右(当然7、8千,上万的楼盘也比比皆是)。我真的很想知道,拿着1300元/月工资的年轻教师,要怎么去生活呢?一个每天想方设法要去其他地方赚钱买房娶媳妇的大学老师,会把多大的精力花在教书育人(更不要说做学术)上呢?老师都在想着赚钱填荷包的学校能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呢?

很多人会说,你代表的也许仅仅是一部分高校的老师,其他油光水滑、风生水起的高校教授们多了去了。是的,我恰好代表了最弱小的那一部分,然而我相信这一群体的绝对数量并不低,弱小并不代表不存在,并且正是因为弱小,才更需要关注。(完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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